【观点】民营经济与“新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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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

格局突变,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窗口期。

今年8月24日凌晨,浙江乐清一位女生乘坐滴滴顺风车,途中遭司机强暴杀害,其间,女生的朋友曾将信息投诉至滴滴平台而未得回应。案件曝光后,舆论哗然,滴滴随即宣布暂停深夜服务。

9月15日,滴滴恢复了深夜服务。在暂停期间,出现了另外一股舆论潮:“如果没有滴滴,我们如何出行?”创业于2012年的滴滴,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强悍的价格战,在短短数年内重构中国专车出行,占据了92.5%的市场份额。

如果说,专车出行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那么,滴滴无疑是一个“类垄断者”,而且具备了不可替代性。

在滴滴出现之前,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是数以万计的出租车公司,它们几乎全部掌握在各地的国有资本集团手中,以牌照制形成准入壁垒。而滴滴以技术实现破壁,并让优势不可逆转。

当今中国,像滴滴这样,在基础设施层面上构成绝对优势的民营企业,不乏其数。

在流通市场上,阿里和京东控制了半数以上的服装、家电零售,顺丰和“四通一达”等则统治了物流;

在信息资讯市场上,腾讯、微博控制了社交流量,百度勒住了搜索入口,今日头条占据了新闻分发的头部;

在生活服务市场上,美团点评、携程、58同城等公司渗透到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让相关的产业服务越来越趋于集中;

在金融服务市场上,阿里和腾讯在移动支付环节上形成双寡头,并正在通过供应链金融的方式,解构传统银行业的作业流程和既有优势;

在房地产市场上,2017年有三家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另有13家的收入过千亿,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它们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居民消费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国际贸易市场上,阿里的跨境电商业务正在把零散的对外零售贸易驱赶到统一的信息平台上;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

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十余年之间发生的。

而且这些变革都是技术变革的产物,换而言之,是信息革命的结果。

今年9月,阿里巴巴创业19周年,11月11日,腾讯创业20周年,它们如今跻身全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前五位。正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与这两家公司同时创业的,还有新浪、搜狐、网易、百度、携程、京东等等。

如果说,这些企业是互联网PC时代的英雄,那么,如今的“小三巨头”——滴滴、美团点评和今日头条则全数诞生在2012年前后,是移动互联网下的巨蛋。

在这场历时二十年的互联网运动中,马云和马化腾们以技术和模式创新,改变了很多产业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再造了秩序和游戏规则,从而瓦解了国有资本所控制的一个又一个“渡口”。

在工业革命时期,所有竞争优势的形成,都是可物质化和有量化边界的。中石化和中石油,只要控制了油田的开采权和石油进口权,再收编所有的加油站,那么,它们就能迅速建立起不可撼动的绝对优势。

但是,在信息革命时期,选择的主导权不再属于资源支配方,而被转移到亿万消费者手上,这需要运用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并进行不断的优化和经历无数次的试错迭代,而这恰恰是国有企业体系很难培养起来的能力。

所以,如今那些被视为新基础设施提供商的企业,所采用的成长模式都是异地重建式(电商)、河流改道式(社交)或升维再造式(服务)。它们与国有资本集团不处在同一竞争维度和博弈空间里,甚至话语体系都南辕北辙。

这一场景,是陌生的、前所未见的。

月前曾有人抛出“民营企业离场论”,引发极大的恐慌和争议,其实理性的分析一下,此论提出者对“新半壁江山”格局完全不了解。当今中国产业经济,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移动一旦离场,后果当然不堪设想,而阿里、腾讯乃至滴滴如果突然离场呢?
民营资本已经无法“偏安一隅”,它们做的买卖越来越大,而且显然已进入所谓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或者说,它们自主建设了诸多的支柱性产业,成为新基础设施的供应者。对这一景象的视而不见,无疑会造成重大的国情误判。今天,民营企业的焦虑和对前途的迷茫,以及相关政策的不匹配,就本质而言,正是格局突变所带来的角色不适感。

放眼中国未来,民营资本集团在新支柱性产业的扩张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强。

首先是大数据产业,它被认为是“未来的石油”,是所有产业运行的底层设施,在大数据和云服务领域,阿里、腾讯和华为三分天下,格局基本确定。

再者是决定今后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无论是人工智能、生物基因,还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都在积极领跑。

另外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战略级势力,是风险投资集团,他们掌握的数以万亿计的风投资金,又将拓展出一条又一条“赛道”,让产业突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与共存方式。而这个课题,其实正是改革开放的肇启。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格局的大突变,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窗口期。

如果说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变革是刚性的,不可逆的,那么,制度创新则可能更为柔性和具备本土特征,所需要警惕的是,两者的冲突和认知错位,以及可能路径的选择方案。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和复杂,在于它的前无古人和无所借鉴,在这个意义上,我与一些市场派前辈不同,我承认中国特色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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